第一天
老殷片刻不宁，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每一下都伴随着心脏突突乱蹦，紊乱如鼓。他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感觉时间如巨大的方阵，纷纷来到天花板上集合，一分一秒，规规矩矩，出列，正步，立定，整整齐齐站满一天花板的空白。
一阵脚步声踏上来，差点与心悸混淆。
是老万。他推门而入，放下手里的塑料桶，从桶里拿出一大瓶五升纯净水，两袋面包，一条盒装牛奶，几卷卫生纸，一一摆好，都是楼下超市刚买的。他把桶清空了，摆地上。想了下，觉得桶太高了，不方便呕吐，又找来一个塑料盆，换掉桶，放在床垫边上。
弄完，老万叉着腰环视：房间只剩下一张巨大的床垫，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地板，看起来像一座浮岛。用砖块填补起来的窗户，只剩下接近天花板的地方留了一道通风口；所有家具都已清空，只留下家具外廓勾勒的痕迹；所有的锐物都已扔掉，连两米以下的四面墙壁都糊了一层旧棉絮——再没有任何可以伤人的东西了，连墙壁、地板，都不能。
“我出不了气”，老殷毫无睡意，却不停地打呵欠，把呵欠当成呼吸似得，一个接一个地打，眼泪鼻涕像漏了的水管，流了一脖子。外面伏天，蝉声四起，他却浑身盗汗，冷得透骨渗肉，打着寒颤缩成一团，骑木马似地不停摇着。
“忍着，才开始呢，”老万说完，踢了一下床垫：“起来，洗个澡，洗完睡会儿。”
老殷蠕唇而骂，没出声；身子不起，继续抱成一团摇着。
老万懒得跟他啰嗦，干脆把他拽起来，也没料到他轻得像一捆柴草，自己用力多余，拽得俩人都趔趄了。
卫生间里，老殷从头到尾缩在一角；老万拎着花洒，冲着老殷的背，身，脸，腿，像浇花似得。浇完，擦干，弄回床垫上，老万又折腾出一身汗。他从领口里都闻到了自个儿的味儿，恶心得一把脱了。他正想去冲个凉，裤腿却被老殷咬住了：“别……把我扔这儿……”老殷呜咽着，冷得把被子拽成一个球，滚成团。不知道是在摇头还是在发抖，反正浑身颤着。
“谁扔你啦，我这不是陪你耗着？”
没有回应，老万便摔上门，去厕所草草冲了个凉。冲完，他坐下来，一边擦头发，一边想，该给老殷的儿子打个电话。
第二天
又拨了两次，还是没人接。老万骂着，掐掉电话，跌坐了一小会儿。陪他跌坐的同有一床，一柜，一桌，一电视。
靠床的墙壁渗水，青霉腐蚀涂料，显得恶心，不知道被谁用各种铜版纸糊上，花里胡哨的。采光不佳，阴暗将某种死意冻结成块，捏成一台布满灰尘的电视机，静置于角落。满屏信噪雪花，两个壮实的白种男人在拳击，打得很粘稠，时不时就抱缠在一起，又被裁判扯开。
紧挨着超市促销广告有一截莫名其妙的海报，是个大胡子男，黑框大眼镜，边儿上印着半截句子：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
老万摸出打火机抽烟，盯着模糊不清的拳击赛发愣。好在这是最后一次了。只要熬过两个多周——精确说来17天，408小时，24480分钟——之后，血液里不再残留，就可以给他用戒断药，不会再复吸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此，这都叫希望。
隔壁响起可疑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打翻，伴有人声。老万侧了一下头，竖起耳朵听，身子却懒得起来。毕竟见过的次数多了，老万早就对门背后的声响产生了耐受性。什么样的都听过，像人叫的，不像人叫的……他都无动于衷，他知道那个房间里的物品很安全。
电视满屏雪花依然模糊不清，两个血汗淋漓的壮汉，眼眶肿得像圆茄，闭着眼又缠抱在一起了，右上角字幕：第八回合。
烟抽完了，鼻孔也挖干净了，再挖就要出血了。时间过去了三十八小时二十七分十七秒，十八秒，十九秒……距离十七天的尽头又近一寸了。一片雪花中，裁判冲上去扯开两个壮汉，顺便把屏幕扯成了信噪横条，彻底没法看了。
老万关掉电视，在突入其来的安静中，听到卫生间传来几种动物般的吟嚎，他过去一看：老殷坐在蹲坑一边，弓成虾米。这一上午他都在这儿，好像就没出来过。骨头里边儿的虫子不痛不痒地爬着，向四面八方巡逻。老殷徒劳地不停抓挠着，想把皮掀起来，把底下的骨头挖出来，刮干净，刮完还穿回去吗？真不想要了，真想换一副，可老殷没力气换，腹痛几拳就把他揍瘪了，铁拳伸入胃内翻搅，像要搜出什么东西来。
老殷蜷缩成一团在卫生间的地上，四肢伸伸缩缩，没法安宁。骨头里的虫子好像全都爬到了瓷砖上了，密密麻麻的黑点，聚集又散开。鼻涕沿着人中横淌，快要把自己呛死了。
老万用毛巾把老殷的手包扎起来，再抓下去，皮肉就要没了。
第三天
去往市疾控中心的路，老万已经非常熟悉了。每当他看到某个“新人”头一次来这儿，一脸发懵，又不敢问路的可怜样儿，他心里就跟猫抓似得。由于心生鄙视又愧疚于不该鄙视，他会主动上前问人家：“领药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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