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婆婆是小康新村里第一家装太阳能热水器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弱，容易感冒，一到冬天，外婆就带着我去刘婆婆家里洗澡，洗完澡之后，泡上茶，一边嗑瓜子一边唠嗑。
我上小学的时候，厂里开了棒冰厂卖冰棍。牛奶的、赤豆的、绿豆的，用料实在不花哨。父亲给我买和路雪的可爱多，自己则吃厂里面的冰棍，一天可以吃掉五六根。酷暑难耐的那几天，食堂里供应酸梅汤。后来，改为发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健力宝、醒目、雪碧等饮料，叫做“高温福利”。
与之对应，到了冬天，厂里总是会发腊肠、熏鱼、干菜、香菇、木耳等年货。那段时间，家家户户都把腊肠等吊在阳台里晒着，从楼下走过时，倒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线。除此之外，还有过节时发的粽子、月饼等物。后来，家家户户的物资都充裕了，腊肠这些也不再受年轻人的欢迎，便改成发购物券。购物券可以在厂里自己开的超市里使用。
三
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邻近的城市上海、南京、甚至济南市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别说武汉和长沙等地了，摩天高楼一栋栋地建起来，中外合资企业一家家地开，工厂和工房区依然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这里俨然是自成一体，邻居们晚上搬着凳子，席子，在小区门口聊天乘凉，讲的话题，依然离不开工厂里的人情世故。虽然无忧无虑，久而久之，却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落下了。
我读小学时的老师都是中专或者师范毕业，来这里混一个编制，根本没有什么要教出桃李满天下的动力。而这里的学生，大多数也马马虎虎地学着，将来读一个中专或者技校，就可以去厂里接替父母的班，继续开车床，继续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我直到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学英语。老师自己也弄不明白读音的时候，就胡乱让我们自学。我有个班主任很喜欢打学生，还因此被学生的家长告上了法院，郑州电视台来我们班上采访了一阵，后来做成了一期社会新闻。我的数学老师，则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让我们自己做作业，然后施施然地坐下来涂起了指甲。
“读书好，有什么用？”当母亲决定让我交择校费，去考郑州市里面的重点初中，而不是留在小康新村上免费的铁路中学时，许多人都对她这么说。母亲心里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这般的重点大学，但是，当时的小康新村，很少有人可以通过读书改变现状，真正地离开这里。即使有可以读到大学的，也不过是在家附近念一个三本的大学，然后回到厂里工作。
当然，也有人没有回到厂里工作的，他们大多去了厂附近的一些做纺织和外贸的私营企业，可能赚得稍微多了些，但是没有“铁饭碗”，没有住房看病的福利，一年四季的福利品，在长辈们看来，还不如进工厂工作呢。那个年代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投资银行，外资证券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的存在。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点，看不见，摸不着。
好在我的外公，是那个年代很难得的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时，他考上了上海交大，又通过了万里挑一的国家考试去苏联留学，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留洋回来之后，他专门研究内燃机车配件。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的书架上就有许多英文和俄文的专业书籍，翻开来可以看到外公用蓝色钢笔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我们家见识最广的人，所以他总是告诉我，要考上好大学，要出国，要去看看小康新村以外的世界，要去追求小康新村以外的机会。他从小就教我英语，数学，带着我背唐诗宋词，让我看他书架里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俄国文学作品。我也因此和二小的同学们格格不入。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说自己的梦想是做一名作家，被喜欢在课堂上涂指甲的老师笑话了好几次。他们纷纷说，有理想是好的，但是也要切合实际。
“我们这里从来没出过什么作家，”他们这样说道。
“别理他们，”外公边安慰我，边在我写的小说上写下批注。
四
但终于有一天，改革的风也刮到了小康新村。
2000年，中国机车车辆工业与铁道部的脱钩，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重组分为中国南车、北车两大集团公司。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小康新村内燃机厂和研究所纷纷改制，成为了事业单位。
工厂和研究所严格控制招工人数，提高对于工人的学历要求。影响最大的，是我那些读了铁路二小，又去念铁路中学的同学。学校师资不好，在考重点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毫无竞争力，而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想要进工厂工作比从前困难好多，更可能在将来和大学生竞争的时候败下阵来。
改制之后，最先紧张起来的是各位家长们。很多原本以为自己孩子稳进小康新村内燃机厂的家长一下子急了眼，他们到处托人，找各种路子，付了花样、种类繁多的赞助费。
孩子还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则拼命想办法把孩子送去郑州市中心念更好的学校。父亲同事的孩子将他的女儿送去了郑州市第一家双语幼儿园，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块。而当时，我读初中的赞助费一个学期尚且不到三千。原本把孩子送进管城回族区铁中的家长则到处想办法把孩子送进几家新成立的民办私立中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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