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KTV之前我们都喝醉了。我记得那是一家吃火锅鱼的小饭馆，那天的鱼头没煮透，有些腥。饭馆距离我们家那块区域很远，是老乔哥带我们去的，他的生意在那边，所以对那片地方很熟。老乔哥带我们出去娱乐的理由很简单，按他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他刚谈下来一笔生意，卖出了上百个马桶，高兴。
我们在小饭馆里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等到了KTV的时候三个人已经走不成一条直线。KTV在我们吃火锅鱼附近的一条马路边上，一间间简陋的门脸房上都挂着大同小异的招代理牌，同样都有着一个大同小异的粗鄙却又令人想入非非的名字。许会成大着舌头对我说，你老乔哥常来这片玩，熟得很。
我们进了“野玫瑰”。我们大吼大叫，像是要把那间阴暗潮湿的逼仄小屋搞成一枚□□包。外面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货车呼啸而过，搞得屋里屋外尘土飞扬，像在战场。
我记得老乔哥唱了张学友，许会成唱的王杰，我则唱了周杰伦。许会成对张学友嗤之以鼻，说他技巧太多，显得卖弄。而老乔哥作为反驳，也说王杰嗓子太直，连颤音都没有。对我的周杰伦，他们则一致对其表示了鄙视，说他肯定有鼻炎。
几首歌唱下来，我们渐渐摆脱了酒精的俘获，都稍稍清醒了一些。可能老乔哥觉得这么干唱没意思，旁边连个喝彩的人都没有，他跑出去叫了个点歌妹。那是我第一次在那样的场合经历以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带有暧昧性质的服务。虽然这根本什么都算不上，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觉得有些惊诧。我看到老乔哥特别老练地从后面抱住了那个点歌妹，点歌妹没有做出一点不情愿的举动。两人就那样抱着唱完了一首歌。老乔哥兴致大盛，又叫了几捆啤酒，随后又不知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我记得老乔哥梗着脖子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喊对方过来玩。过了半个小时，那女人就来了。
女人看起来跟老乔哥他们年纪相仿，胖胖的，很白。老乔哥并没有给我和许会成介绍，也许他觉得这根本没必要。女人坐在角落里的沙发上，老乔哥打开啤酒让她喝，她不喝。老乔哥又让她唱首歌，她说她唱不好，不唱。就那么一直坐着。也许是为了不让气氛变得尴尬，老乔哥自己一人上去了，这次他没让点歌妹陪着唱，而是自己一手拿着啤酒瓶一手握着话筒，对着屏幕上的罗大佑声嘶力竭。
我又喝下了两瓶啤酒，期间不时地瞥一眼那个女人，那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随着酒精的挑衅不断出现：老乔哥有外遇了。
对于这个结论，起初我是不愿意承认的，甚至感到有些震惊。我看着眼前这个肚皮外露，跟着节奏笨拙地摇晃身躯的男人，这个曾经清秀英俊的男人，是何以至此，让他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那天晚上，是在许会成的歌声里结束的。吼了一晚上，大家都累了，也没有心思再听谁唱歌。许会成也唱得疲塌，跟念白没什么区别。在许会成唱歌的时候，我看到老乔哥在跟那个女人不断说话，接着他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了厚厚的一摞钞票扔到了桌子上，随即啪啪地拍着桌子对女人说着什么，女人皮笑肉不笑地咧了下嘴，一脸不屑。
老乔哥彻底喝醉了。
许会成的歌还没唱完，老乔哥就嚷了一声，说走。许会成放下话筒，他也觉得再唱下去没什么意思。
走出KTV时已是深夜，我们打车回了家。老乔哥和那个女人没下车，他抻着脑袋说让我们先回去，他们还要去别的地方玩一会儿。我和许会成站在深夜的街道上，目送着出租车远去。分别之前，许会成对我说，今晚的事情别对别人讲。我说我知道。
当我坐在许会成家的沙发上，回忆这九年前最后一次相见时，发现记忆并不能准确地还原过往的事实，往往带有谎言的性质。也许那天的鱼头并不腥，腥的是另一次。老乔哥也没有手握啤酒摇摆身躯，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杵在那里恹恹地唱完了一首歌，以抵消那个女人的冷淡。可总有一些片断消失的毫无踪迹，使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变成了一堆无比琐屑的碎梦，只是为了使其更加圆润饱满，我加上了自己合理的臆想。就像入殓师面对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继而对其进行修复那样，谨以此表达对“逝去”的尊重。
我在九岭区出生和长大，那里存留着我儿时和少年时期的所有记忆。在我们家从九岭区搬到牛山区之前，老乔哥、许会成和我一直都是邻居。老乔哥和许会成是同龄人，比我大十五岁，老乔哥大名乔振，我们两家比邻而居，而许会成家的房子要远一些。两人是发小。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商品房和小区，我们大都居住在一排排被规划得很整齐的平房里，邻居这个词的含义也绝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据老乔哥后来所说，在我出生之后的那几天他曾去我家看过我，说我当时包裹在一床大红色的褥子里，像一只小老鼠。
我对这些事情当然是没有任何记忆的，我试图挖掘对他最初的记忆，想回想起他少年时的模样，可是失败了，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幼稚的错误，就像他曾经对我调侃过的那样：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可以当爹的年纪。所以，从我的记忆伊始，老乔哥就已经是一个精壮的青年。至于我对他的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从乔哥转变成老乔哥的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姑且认为，大概是从他当了父亲以后吧，或者是在某次玩笑中我无意改变了对他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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