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以后我留在长春交通广播电视台，做一档交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对长春的印象就是好像整个城市都在修路，经常堵车，因此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交通情况提醒。后来越做越差，调去做一档凌晨节目。领导当时拍拍我肩膀，他说，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才是电台节目的灵魂，这个城市所有藏着心事的人，都在凌晨一点醒来。
显然事实上这是我被放弃了的另一种说法。领导说，并且你还获得了宝贵的创作自由，在合法的、正确导向的框架内，你可以自由创作。这句话意味着这档节目连策划也没有，一切靠我自己折腾。那会儿我很文艺，留着一头长发，我起初真的相信在这个北方城市会有一辆孤独行驶的黑色手动挡老车，在下着雪的凌晨高架桥上播放我的声音。
于是我连续播了一个月，不幸的是峰值收听人数七人，我的热情被击溃，不再做任何节目策划，每天十二点到岗，直播一开就开始放音乐。于是这档节目变成了一档音乐节目，随机播放一些北漂民谣。这些半成品甚至简单到用手机录制的歌，有的用吉他伴奏，有的直接用筷子击打酒杯来伴奏，因而旋律简单，朗朗上口，有很多旋律至今还在我梦里飘荡。我夜复一夜地循环播放，并且隐隐地感觉创作这些歌的人肯定很穷。
有一次还真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问我被房产中介骗了应该怎么举报。不是东北口音，应该像我一样是外地人在长春。我用我仅有的生活经验告诉他，应该报警吧。他说，报警没用，说有租房合同，可是合同我当时是被骗着签的。
我于是无奈地给他分享了一些我租房的经验，包括如何选房如何避免被骗，两个人沟通了将近半个小时。挂了以后我居然神奇地又接到了第二通电话，电话刚切进来那个司机大哥就说，我他妈车在台北大街抛锚了，在这等拖车，听你俩扯了半个小时，能不能他妈的放点音乐听听，谁大半夜的想给你分析一千块钱租房押金怎么要回来？
我于是给他放了首歌，可是之前根本没准备歌单，慌乱之中随便播了一首《他一定很爱你》，第一句就是：“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然后我坐在椅子上笑得肚子疼。
直播结束以后，我关了灯，走进电梯，打通保安电话，他起床帮我开门。正值凛冬，风雪从玻璃门缝中涌入，保安大哥的军大衣立刻像披风一样在风中飘扬，一种壮烈感油然而生。我们背着身，慢慢靠近玻璃门。他对着微弱的亮光找钥匙孔，我艰难地从大衣内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手机手电筒。
光芒亮起的一瞬间，我和他同时吓得往后一跳——门口风雪之中结结实实地站着一个人，一个女性，穿着黑色的风衣，她两腿并拢伫立在那里，戴着黑色手套的两只手放松地交握，自然下垂在衣角处。她逆着路灯，看不清脸，但她像是索命一样的眼神还是穿过玻璃门落在我们身上。保安大哥立刻放下手里的钥匙，倒退两步，我跟着倒退两步，风一阵一阵地涌入，发出破空的叫声。
她横向晃动了一下，肩膀上的雪簌簌地下落，像是积满了雪的松树在突然袭来的大风中摇摆。我伸着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想我好像见过这个女人。
她是我的校友。
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我们是各自班级的临时班长，在仓库领用班级军训物资的时候有过短暂接触，因此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来漫长的几年里我们在朋友圈有限地互动过几次。此前我的记忆中这人应该姓陈，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纠正了我，她说她姓杨。我说，杨什么？她说，这都不记得，自己想去吧。
零下十几度的冬夜，没有打到车，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前进，周围安静得可怕，每一脚踩下去被压实的积雪都沙沙作响。可能那个抛锚的大哥已经正坐在车上，被一辆拖车牵引着游览这个入眠的城市。
那晚直播之前我分享了一条朋友圈，并定位了交通广播电视台的办公大楼，因为这场大雪航班延误到明天的她顺着定位就找来了。我们确实连朋友都谈不上，但却又完全不觉得陌生。她踩着人行道路牙的边，抬起双手保持平衡，晃晃悠悠地前进，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路灯，昏黄的路灯掠过她的脸，高耸的鼻梁形成了一道移动的影子，从侧脸拂过又归位。
我们大概走了一个小时，在伪满皇宫博物院旁边的东七条街附近，走进一家还亮着灯的餐吧。已经很晚了，起初我怀疑这店是不是早就打烊了只是忘了关灯，万没想到进门的瞬间里面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几个中年男人手里拿着古老的少数民族打击乐器，发出富有节奏感的敲击声，一个穿着朝鲜族服装的女人正在铺着红毯的舞台上旋转，裙边的金属坠饰发出清脆的铃声。
我判断这些人都是生活在长春的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可能是朝鲜人，也许他们每周都会举行这样盛大的聚会，十几个人相聚饮酒，在这座说话始终喷着雾气的寒冷城市用饮酒和快乐来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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