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美丽和秦英俊的孽缘开始于32年前。其实他们俩身份证上的名字并不是这样的，是“秦雪”和“秦川”——普通，但看起来都是正常人。“秦雪”的小名是“美丽”，奶奶给取的，出于对家族基因的不满与焦躁，取一个寄托奢望的乳名，说得通。后来，“秦川”出生了，为了与“美丽”保持对仗，奶奶说“那就叫英俊不就行了”。不知在奶奶眼里，一副好皮囊究竟重要到了什么程度——这种世界观，太不像一个经历过战乱饥荒与颠沛流离的朴素老人了。当然，也许奶奶本来就不是个朴素的人。
于是，我们俩，只好顶着“美丽”与“英俊”这两个喜庆如大秧歌的小名度过了屈辱的童年。是，我就是秦川——只有奶奶一个人叫我“英俊”，家里其他成员都喜欢用“秦英俊”来叫我，尤其是秦美丽，我的姐姐。
姐姐比我大四岁。我们俩共用一个父亲，但是她的妈妈和我的妈妈不是同一个人。我想整个童年时代，我见到秦美丽的妈妈的次数甚至超过见到我自己的妈妈。秦美丽的妈妈来奶奶家看她，带着她去动物园，秦美丽强烈地要求必须携带我，现在想来那位女士一定十分尴尬，但我和秦美丽却浑然不觉，一人握着一支小雪人，不在乎笼子里的熊猫已经脏得惨不忍睹。所以秦美丽的妈妈不算是个坏人，她毕竟没有只给她自己的女儿买一支小雪人让我在一边看着，我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很会注意每个人的优点。
我爸爸离开秦美丽的妈妈，是因为他要出国，而秦美丽的妈妈觉得那太苦了。他们分开了三年之后，爸爸第一次回家——自然谈不上是衣锦还乡，不过跟着他一起出现在奶奶家门口的，还有我妈妈，以及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没有住多久，他们便重新轻装上路，没有了婴儿的旅程必然畅快如风。奶奶家多了一张小床，在我没有记忆的时候秦美丽无数次地故意将手指间的水珠滴在我的脸上。奶奶长叹一声，当然忘不了跟前来围观我的邻居们炫耀，这个带围栏的婴儿床是用美金付的账，在海关待了好久才成功送到的。
陶五爷爷总说，他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秦美丽只有这么高（胡乱比划一下），而秦英俊只会爬。这必然是他的记忆有误，因为他第一次出现在奶奶家门前的时候，我应该已经能够跟着奶奶步行五六分钟，到小学门口去等秦美丽放学。不过，鉴于陶五爷爷已经八十二岁了，没有人会同这一点差错认真。“就前面那个坡，翻过去以后，直走到几棵桦树那里，靠边停下。”他手指略略发颤地戳了戳车窗，这几天里，他对方向路线的清晰描述总是让我印象深刻，即便秦美丽比他年轻了快要半个世纪，也依然赶不上分毫。我在他指定的地方停了车，下车的时候，他拒绝我来帮忙。
也许这里曾经是一片桦树林，如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十几棵树，小小的坟堆在树木的间隙处隆起，地面不平，踩上去时不时有起落，我拉住陶五爷爷的胳膊，虽然我自问并没有对于老人家的年龄歧视，可是他这种满不在乎地健步如飞还是让我觉得有些紧张。他穿着一身绛红色的“李宁”运动服，却配了一双灯芯绒面的黑色布鞋，面色偏深，因此那一头银发非常地醒目。感觉他身后应该背着一把太极剑才是对的，而不是此时的这个黑色帆布包。他在一个坟包面前停下，于是我也停下，他绕到坟包后面看了一眼，那里戳着一截木板，风吹日晒之后，若不仔细看，很容易被当成垃圾的那种。他努力地弯了弯腰，帆布包整个垂向了身体的一侧。“我看没错。”他的语气像是在诊断病情，“李福远，就是这儿了。”帆布包里有一叠年代久远的笔记本，他拿出其中的一本，横格纹，纸张很糙，封面上印着两个大字“红旗”，食指沾了一点唾液，用力地开始翻。“就是了，李福远，1977年……”然后他茫然地抬起头看我，我立刻从兜里翻出一支笔来递上去，看着他慢慢地在往日的笔记本上划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圈。“这个人，1977年就死了？”我问。他摇摇头，似乎也没打算正经回答我，只是伸出手臂往远处挥了挥，“再往前走几步吧。”我把帆布包从他身上取下来，挂在了自己脖子上，像个长途客车站的售票员那样，跟上他。“那边应该埋着李远福。”陶五爷爷试图向我解释。“这家人起名字还真是枯燥。”我想我神色为难，但我觉得陶五爷爷并没听懂，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不算一家人了，早就出了五服。”
李远福沉睡的地方，距离李福远的坟墓，大概有四百米，在另一棵早已死去的桦树下面。“他们的后人都干什么去了？”“就是没有后人了呀。”陶五爷爷的神情，好像“后人”是一个奢侈品，“要是有后人，我就问问后人坟地在哪儿就行了，何必一个个找……”他的声音弱了下来，将“红旗”本子翻一翻，“李远福，1975年。”陶五爷爷长舒了一口气，“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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