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写——“这就是你：一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你和其他人都一样——你去上班，然后回到家。你拿着和大多数人一样多的薪水。每年，你都会外出度假。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然而有一天，你突然变成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变成了一只动物，一件所有人都感兴趣，但与此同时却一无所知的东西。你想像以往那样，继续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但是现在，你却做不到了。人们看你的目光都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城市，我们失去了全部的生活。”
九八年，我踏过及膝深的水去上学；九九年，躺在天津塘沽区医院里治病；二零零三年，我知道SARS会死人，写了一封信给之前绝交的朋友说，活着很难，我们不绝交了吧；二零二零年，这一年的除夕，湖北封省。
回头看，我与死亡已经有了太多次的亲密接触，恐惧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爬起来，试图还能在废墟中打捞自己残破的神识。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有用吗？还是根本毫无意义？已经不愿多想。我只知道有更勇敢的人还在前面跑着，这便是我也必须勇敢的原因。
老实说，在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是真切盼望过世界末日的。因为少不更事，不知这末日是一种长久的痛苦，以为一切都会在瞬间结束，不妨做个科幻场景的见证人。现在想来，伴随末日的是饥荒、瘟疫、战争，那些都是真实的痛楚，不是什么办公室里制作出来的特效场面。
近日常常会想起一段路，从我家里走下楼，步行穿过两个街区，会到一片叫做“锦绣长江“的小区附近，听这名字，就懂了，这是江景房——身居高楼，远眺长江，何等气派，大概也和登临黄鹤楼赏景差不多的感觉。前几日，母亲发来消息，说“锦绣长江”小区很多人确诊感染，死亡的也有一些，忽然就想起，那些不幸的人会否曾在某刻和我坐在一个烧烤店吃烧烤呢。
我无法忘记那份热闹。盛夏时，江城流行食虾，人们都脱了衣服，敞开膀子，在露天吃虾，喝啤酒。可能因为湖北是鱼米之乡，除了水患，人们没有体会过太多灾难感，以至于这瘟疫落到头上，我们才意识到往昔种种是一种恩赐。
前几天，看到一段转载的话，说是司门口有人跳桥，男人因确诊感染，不敢归家，独自居住在旅舍，但又因为封城，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医院看病，万念俱灰下，于司门口大桥上一跃而下，目击的人想把这件事转到网上去，来的警察说，不要传出去。但还是传出去了，或许也会有人质疑真假。可这契诃夫般的故事很显然是一定会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因为合情合理，今日不发生，也总有一天会发生。
大学之前，我没去过司门口，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就是汉阳和汉口。去司门口是大学的事情，那时大学同学流行去那边的广东百货买衣服。我去过一两次后，不大去了，倒是看中了汉阳门下的“养老院”，那个“养老院”贩售“洋垃圾”，就是一些二手衣物。老板们可能自己也就是卖着玩，整体风格布置得格外复古，颇吸引我这种伪文青、摇滚青年。当时，每到周末，我都会去逛，逛完后，在汉阳门附近乘车到位于东湖的学校，上课。
有时候，课程少，同学们也会提前和我一起坐车到汉阳门，我们再坐个轮渡，去江汉路。我喜欢坐轮渡，初夏时，吹着江风，相当闲适，市民们有的也会把电动车、自行车推到船上。
而这样的日子，在某个瞬间就不复存在了。有人说，武汉人该如何面对接下来每年的春节呢？
武汉有初一去为死者上清香的传统，时间通常是初一的凌晨，人们看完春晚就准备出发了。先去楼下买一些菊花，然后坐车奔赴友人的家里，为对方家里死去的亲人，献上一片心意。到了初一或者初二的下午，则要去给自己家里的先祖上香。过去，我很反感这种传统，不懂为何要在喜庆的日子里，跑去做这样的事。现在想来，明年的春节，会怎么样呢，当武汉人聚集在扁担山，互相看到对方家中的新坟时，又是何种感触。
于是也看清了一些人，毕竟这事情没有在其他的省份产生如此可怕的效应，所以大家认为这只是偶然的突发事件，还安慰我不要绝望。我在一瞬间理解了那些汶川人。
汶川地震是上大学的事情，地震当夜，宿舍四人皆无法入眠，每个人都手机和钱包放在床头，等着随时跑到宿舍楼下。那一周里，宿舍室友总是开着收音机，听新闻，还有什么慰问晚会。我真的恨死那个晚会了，明明那些孩童已经受尽折磨，主持人还要假惺惺地慰问，问他们什么感觉，而室友则热泪盈眶说，好感人啊？感人什么呢？
最近，这种厌恶感再度袭来，新闻上都是作秀，而真实的情况无人知晓。我因家人亲朋皆在武汉，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一切的可怖，而我们对这种可怖束手无策。
前几天还看到个濒死的爹爹在病榻上说：“好想吃碗热干面啊。吃了一辈子的热干面。”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我知道武汉人的性格，或许是知道实在不行了，避无可避，但仍旧选择要吃一碗热干面，一慰多年家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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